1936年1月28日,在一次私家宴会上,竺可桢碰上了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流露,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已经辞职,有人主张派他前往;对此,竺未置可否.
2月11日,翁又登门访问,说陈布雷想提议让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竺在表白了相反的志愿之后,又弥补道:"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
2月16日,陈布雷托人给竺可桢捎来口信,说蒋介石约他见面.竺可桢随即去蔡元培处求教,蔡言,最好不去浙大,但蒋不可不见,可见面时予以婉拒.
2月21日,蒋与竺独自谈话,愿望竺能"允任",竺可桢表示"尚须考虑".
竺可桢如此迟疑,乃是有两方面的起因.这个时候的他尚在中央研究院景象所所长的任上,从事业上看,他不乐意废弃自己酷爱的气候专业,感到即便是"被迫牺牲于一时",眼下内忧外患的局势也不可能让他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大学校长其职务之沉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且欲见能效非三、五年所能为事",而自己却是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人.
不外,竺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形下,"余若不为浙大谋洁身自好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把持已无疑义"矣,且"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国家栋梁".同时,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也劝其接任,夫人张侠魂也言及现在办大学者风尚不好,须有正义感者出来,才有改进之冀望.竺经由稳重思考和多方征询,又再与蔡元培以及妻姊张默君等人磋商,遂提出"出山"的三个条件,"即:财政须源源救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些话是当面对陈布雷讲的.在陈看来,经费、人事大权不成问题,唯"不受政党干预",恐怕难以接受,他出尚可,唯"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至于"时光以半年为限",陈也说仍是不提为好.蔡元培也认为半年任期过短,可延为一年,后以时间问题暂且搁置不抒发成默契.
而蒋介石邀请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实是出不得已.因为早在几个月前,浙大学生为了响应 "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就结合全杭州学生冒雪上街**示威,并筹备于21日赴南京请愿.而时任浙大校长的郭任远得知新闻之后,便勾搭军警于12月20日深夜入校逮捕了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此举引起了学生公愤.12月21日,学生赴城站准备乘火车北上,被站方拒绝之后,愤而站立铁轨,以至省府秘书长黄华表出头具名会谈.学生整队回校后,迅即成立自治会,局部学生冲进校长公舍,郭从屋后逃出奔往南京.教育部随后发布开除两名此次运动的学生首领,这无疑于火上浇油,学生于是持续罢课,并坚定拒绝郭返任校长.是为驱郭风潮.驱郭运动一起,浙大校务会议推荐郑晓沧为校务长,并盼望教育部另行委任校长.但蒋介石认为"此风不可长",不批准调换校长.以至于这个斗争一直连续了一个月,至1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亲临浙大以平息学潮.蒋先召见学生代表,要挟复课;受到拒绝之后,蒋又对全部学生训话"父辈给你们请来的师长,岂能无理赶走?""如此将绳之以法."学生绝不让步,坚持罢课.故乡的学校的学生如此不给体面,让蒋介石大为光火,也使蒋意识举是无奈挽回,需另觅能孚众望者出任浙大校长.
实在郭任远除了对党国一片"耻辱"之外,原来就无甚才能.1933年,郭上任伊始,就在浙大推行党化教育,排斥为人正派的农学院院长许璇.郭任远以当地特产火腿,应加强改良为由,要农学院设立"火腿系",许璇未予置理,郭任远责其逆命,许璇愤而辞职,郭任远转而委派林学家梁希继任院长,偏偏梁希与许璇是至交,观点一致,梁希也拒不接受任命,从而引起众怒,同院教授金善宝、蔡邦华等60余人,群起声援,一并离开浙大.这在当年曾成为农学界的一件大事.1935年,郭任远又擅自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拨给物理系购买仪器装备的外汇专款挪作他用,甚至物理系全系教师在春假时告诉校长,从暑期起拒绝受聘,以示抗议,物理系多数学生也愤然离校到到其他大学就读.郭任远的作为早已让浙大民怨鼎沸,但因为郭为党国忠心可鉴,与浙省当权者相交甚好,他竟始终稳坐校长一位.此次倒郭运动之暴发,乃积愤所致,是早晚的成果.
为了弛缓人心,蒋介石接受了陈布雷这位有"文胆"之称浙江大学前身浙江高等学堂的毕业生的提议,邀请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
4月,在得到了校长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承诺后,竺可桢终于走立刻任了.
这次倒郭活动在当初看来能够说是结果不凡,堪称是浙大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获得的一个重大成功,从此揭开了浙大历史的新一页.
但是在当时竺可桢其人如何,浙大师生并不是非常了了.对于竺可桢能有何许作为,浙大师生也是心存疑虑,谁晓得竺是不是郭任远第二?其中,三十年代就在浙大执教的大教授苏步青就是一例.对竺可桢是否把浙江大学办好苏步青是持张望立场的.
因为与陈建功回国后一起到浙大共同把浙大数学系办好的商定,1927年回国后就到浙大执教的苏步青,又因为浙大校长邵裴子深夜敲门直述"你是咱们的法宝"而大受打动,放弃了返回日本的动机,继承留在浙大.
但苏步青却没想到,自己没有走人,邵裴子却先走人了.
邵裴子这位惜才如命的校长可真正称得上是浙大嫡系.身为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高材生,又曾担任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校的校长,无英雄传奇,在蒋梦麟任浙大校长之时,又代办浙大校长,实际主管浙大校务.1928年,张绍忠到浙大任物理系主任,邵第一年就拨给2万多元的巨款供购置仪器设备及书刊之用,嗣后每年都有万元以上的设备费.苏步青萌发去意之时,邵裴子正赴南京国民党政府索取经费.据说苏步青要离开浙大的消息后,邵裴子亲自上门挽留,并在几天以后,亲自为苏步青筹到1200块大洋,解决其当务之急.
然而1932年,邵裴子便被撤去职务,改由公民党中心监察委员程天放担任校长.一年不到,旋即由郭任远出任校长.可以说一任比一任蹩脚,也难怪浙大师生最初对竺的到任予以傍观之态.
1936年4月25日下战书,正式接任浙大校长之后,竺可桢在浙大健身房发表了《大学教育之重要方针》的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识"、"以身许国",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应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拓基础的道路,提醒取得知识的方式,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评和检查的精神".讲话中,竺认为办好一所大学,须有充分的图书和仪器,以及一定程度的校舍,尤为重要的,是要延聘一批好教授,"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倘若大学有许多教授,以研究知识为终生事业,以作育落后为无上职责,天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一直培养出博学笃行的学者".
此次讲话恳切朴实,与郭之咄咄逼人殊为不同,使得浙大师生对竺开始略有好感.
在与陈布雷会晤之后,竺可桢就在日记中写道:"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核心思维,如以和平相号令hh.余认为大学部队化之方法在现时世界局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惟以适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分歧,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力在于重个人自在,亦完整不同." 因而竺决定废除军事化的管理轨制,学习西方进步的教导教训,实施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意学术自由、思惟自由、教授治教.由于蒋介石已经作出了许诺,因此竺可桢的见解竟得以实行.
撤销了由郭任远自兼处长的"军事管理处",竺可桢另树立训育委员会,对学生之处罚,须训育委员会群体探讨通过,为学校实施民主管理创造条件,这个机构,在全国乃浙大开创,后一直连续至1949年全国解放.竺可桢又成立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最高权利机构,凡主要规章制度,经费估算、聘请、提升、招生、课程设置等重大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校务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则遴选作风正直、在学校中有权威的教授担任.
"教授治校","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气味相投之教授也",竺可桢开端在海内外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凡有不学无术的学者,竺可桢都要想措施请来学校执教.对在海外留学归来有才干的学子,不问是国内哪个学校毕业,竺可桢都委以重担,如年仅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
而在哈佛大学、东南大学和中央气象所同学共事的许多同事和学生,均被竺鼎力邀请至浙大办学.
出任校长初,竺可桢便屡次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探访多年的好友,哈佛大学研讨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胡刚复,敦请他一起办学,竺可桢表现胡刚复不去则决不接受任命.胡刚复在加入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就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在病院刚神志苏醒过来.胡刚复见盛情难却,又得悉国民党保障不以党务干涉办学后,才决议接收聘任,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
因与胡适辩难"新文学"驰誉一时的"学衡派"领袖、哈佛大学人文主义巨匠白壁德的自得门生、"桐城派"嫡传、东南大学本国语系系主任梅光迪先生与竺在哈佛同窗,在东南大学共事,又独特开办中国迷信社,也被竺邀请到浙大担任外文系主任,后担负文学院院长.
农学院院长由东南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吴福桢担任,史地系主任则由东南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张其昀担任.
因为竺可桢的亲戚在国民党位居要职,大量东南大学的师生又到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使得苏步青以为,竺确定办不好浙大.事后才清楚,竺对原浙大师生乃是有所取舍.
对留守浙大的老师竺可桢解雇了热衷于政治奋斗者,而有学术者竺则逐一登门访问,予以留任,郑晓沧仍任教务长、原浙大化工系教学李寿恒聘请为化工系主任兼工学院院长.
竺还决定把浙大离去的师生请回来.首先,礼请回了浙大的老校长邵裴之.
接着,竺可桢把离去的物理系先生连同技工、治理职员都一一重新应聘回来.分开浙江大学去天津南开大学任教的张绍忠同朱福炘、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数学系主任并兼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束星北从新返回浙大执教,到山东大学任教的何增禄也返回浙大,同时,何增禄还把同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王淦昌传授一起邀请到浙江大学任教,浙江大学物理系又恢复了蓬勃气象.
而对东南大学的同事竺也并非一味左袒.农学院院长吴福桢为扩展农学院其他系,决定停办森林学系,此举让森林学系师生大为不满,其余系师生也为森林学系抱不平,遂改由竺似曾相识的卢守耕任农学院院长,后离开浙江大学的原农学院教授蔡邦华回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又被竺邀请回浙大任农学院院长.
竺可桢还胜利邀请到国学大师马一浮.1911年蔡元培任孙中山暂时政府教育总长,请马一浮担任秘书长.结果做了一周多马一浮便宣布:"我不会仕进,只会读书,还是回西湖."尔后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请他担任文科学长,也被婉辞.鉴于前例,竺可桢到了马宅两次也不敢贸然启齿.1937年抗战爆发,浙大迁至江西泰和,竺可桢以由浙大露面为马先生运藏书为契机登门礼聘,马一浮被竺可桢尊师重教精神激动,才以大师名义在浙大讲学,并在抗日战斗中追随浙大一块西迁.马一浮在浙大讲学的第一天就开门见山告知研究国学的学生研究国学目的"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之认识hh对国家社会乃可担负大事."后来又在《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序》中一再盼望学生毕业后"行其所学,对于国家社会能尽其在己之责任."
在学生的素质培养上,竺可桢则主张通才教育与技巧教育并重.首先,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培养多少专家,学者,而在于养成一批公忠刚毅,能当大任、转移国运的人才.他重复告诫一年级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居心只有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营生的田地,就算满意,而是要为援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其次,他认为大学生的知识面宜宽不宜窄,所以他主张学生跨院系攻读选课,他说:"若着重利用的科学,而置纯洁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对一年级学生,增强数、理、化、中文和外文课程,同时又将中国通史等社会科学课程也列为必修课;为了到达打好基础的目标,竺可桢发动了苏步青、王淦昌、谭其骧等很多知名教授为一年级学生讲解基本课;在减少各系专业必修课的同时,勉励学生按各人所长选修其他课程;有的系还划定学生要选定辅系.例如物理系学生有的以生物系为辅系;机械系学生有选农学的,等等.其目的是扩大学生的知识范畴,使学生毕业后能敷衍多方面工作的须要,适应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
1936年秋,学校步入正轨.在掌校之后的第一批新生入学仪式上,竺讲演了在浙大着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当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未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犯军动员了卢沟桥事变.战火迅即扩散到全国.杭州频遭空袭,为安宁科研学习环境,竺可桢不得不着手斟酌浙大西迁的事务.1937年11月,浙大西迁浙江建德,这是浙大西迁过程的第一站,自此,浙大离开杭州长达八年.
在西迁途中,竺可桢开始探讨浙大精神确实立.
早在1936年9月18日的报告中,竺可桢便十分赞美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素谨严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称浙大"学生不虚夸,做事很勤奋,在社会上名誉亦很好.
1938年11月1日,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又作《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型》报告.决定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这是溯源得之,浙大的前身叫"求是书院",取自王阳明的"正人之学,唯求其是",因此,"求是"校训的第一层涵义就是继续和弘扬本人学校的精良传统和风格.另一方面 "求是" 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不谋而合",要洞察中国的现状,发挥"求是"的精神,才干救命和发展国家. 竺可桢尖利地批驳个别常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弊,不顾长短,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就义精神》的讲话,深入、精辟地论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试验."而要有"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耐劳刻苦,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寻求真理、保持真理,不惜为真谛而献身,提出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伽理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唾骂."然而他们有那卑躬屈膝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罢了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求是"乃成为浙大之校训.
竺可桢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常设校舍投下118枚炸弹.
确立"求是"为校训后,竺可桢特请马先生作校歌,马一浮怅然从命,他依据大学的使命特色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此歌分三章.首章解释国立大学之精神;次章说明国立浙江大学之精神,施展校训"求是"两字之真理;末章阐明国立浙江大学现在之位置,及其将来之使命.歌的中心乃"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马一浮作的这首歌词,因为援用了较多的古典,用的是文言文,不太艰深.竺可桢总觉该歌词诘屈聱牙,不甚顺口,拟请丰子恺先生另写,但丰子恺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于李叔同门下的时候,就经常跟随李叔同到马一浮处听他谈哲理和佛学,因此,以马一浮之词为妙,不愿作词.延到1941年6月,乃由竺校长致函著名作曲家、当时国立中央音乐学院的应尚能教授,请其试为该词谱曲.同年8月7日,应尚能教授实现谱曲的工作,并寄给浙大.稍后三日,由湄潭二学生将该曲掏出,并定于越日的音乐会演出唱.8月10日,在湄潭浙大附中礼堂,由"回声"歌咏队员演唱该曲.竺校长听后嫌其太长.8月14日在遵义,由竺校长招集各院院长及涂长望、黄羽仪、张荩谋、苏步青、王劲夫、新聘之金城、丰子恺、邱仲廉及学生代表虞承藻等审查校歌,由"回声"、"大家唱"、"海韵"三队队员八九人演唱,计先后唱三次,全歌需时约三分钟.校歌共分三段: 自"大不自多"至"尔听斯聪"为第一段,"国有成均"至"嗟尔髦士、尚其有闻"为第二段,"念哉典学"至"天下来同"为第三段.竺校长听后感到太长,拟取其第二段或二、三两段,但多数到会者认为该曲为一整体,从词意到曲调均不能分,故仍保持原状.并经校务会议通过,正式定为浙江大学校歌.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到了遵义.浙大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落户在距遵义75公里的湄潭县城文庙.至此,浙大首迁浙江建德、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广西宜山,终至贵州遵义、湄潭,历经四站,历时三年,行程达五千多里.浙大师生发明的文军长征,可谓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豪举.从此,浙江大学在贵州坚持办学6年半,凝集了一批有名教授和爱国学生,传奇外传私服,保住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为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宏大贡献.
在湄潭办学期间,因为胡刚复的尽力,身体力行而严厉认真,使浙大理学院敏捷进入昌盛时代,办得很有特点.当时理学院各系岂但教养工作杰出,科研工作亦蓬勃发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讲演会.为了倡导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胡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呈文,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奉献、摸索天然法则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耳提面命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横、坚持科学真理的巨大精神.胡认为一个大学有任务向四周社区传布科学文明,遂向当地干部播下科学种子和遍及科学知识,激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需于校庆时向大众开放实验室,部署各种科学实验,以丰盛直观的做作景象和当真的讲授使大众懂得科学和应用科学.在浙江大学期间,胡还特地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级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意识,造就学生对边沿科学的兴致.
胡刚复与竺可桢看法一致,认为要成功办学首先要延聘高水温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此后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6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胡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加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秀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
而跟着梅光迪的到任,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前东大学生的郭斌和(白璧德弟子)、张其昀、陈训慈等亦接踵到达,加上刘节、钱基博等新聘人员,"学衡派"的阵地已迁徙至浙大.郭斌和掌中文系,邵祖平与焉,时吴宓多少欲受聘浙大,不能行,其闻新文学派之丰子恺任职浙大,朱光潜说彼向之讨教教授新文学,吴至大受刺激;外文系则梅光迪主持;史地系则张其昀、张荫麟、钱穆等,人事如斯,则发扬"学衡精神",有"大一"要上古文课,文、师学生要上文选课,郭主任还将所有口语作文一律不迭格处置,至当时中国"三大中学"之一的浙大附中毕业高考,因而大多转往北大、清华而尽避浙大及中央大学.当时文学院著名教授若钱穆、钱基博、缪钺、丰子恺、王驾吾、向达、孟宪承、陈乐素、郑晓沧、张其昀、贺昌群、夏鼐、郭斌和、黄翼、孙大雨、费巩、吴定良、浦薛风、王庸、刘节、田德望等等座无虚席,可谓星汉残暴.
在竺可桢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竺高尚人格感召下,会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义务感的好教授.他们都各有特长,有不同的学术看法,构成不同的学派,而又能友爱共处,在学术争辩与交锋中共同发展,达到极其难得而宝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地步.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只管在旧中国学者们往往分为留美、留日、留德等派别,各派之中还有不同的系,但竺可桢不讲宗派、不持成见,只看学识.由于竺提倡和事必躬亲求是校风,强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教授们则比学术上的贡献和成就,比对学生的教诲和陶冶,使得各个不同的学派都能健康地成长发展,浙大在学术上造成了浓重的民主氛围,造就了雨后春笋般的优秀人才.半个世纪当前,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等学者仍深深悼念抗战时期在贵州湄潭的岁月:物资前提极为艰难,但精神上轻松高兴,学术上蓬勃发展,共同提高,是他们科研生活中的黄金时期之一.
在全校浓厚的学术气氛中,尽管抗战时期印刷条件和纸张极其难题,这时浙大所出版的学术刊物比战前还要多.校园学术讨论活动十分活泼,如数学系独创的"数学研究"课,成为四年级学生必修,分甲乙二门,每周各举行一次,对报告的遴选和领导十分严格.生物系的学术讨论会常常延续到幕色茫茫.农学院农化系组织泥土肥料、生物化学和农产品制作第三个读书会,每周举行一次,由同学轮流报告,师生共同讨论.其他各系的学术运动也十分频繁.每逢著名科学家的生日或忌日,或有意思的纪念日,学校都组织中、大型学术报告纪念会.竺可桢常常亲自主持或亲自做首席发言.如"徐霞客去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报告会"和"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术讨论"等等.1842~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曾四次在湄潭召开,一次宣读论文达50余篇.浙大不仅没有在西迁途中被打散、被拖跨,反而从1936年时的三个学院16个系的一所地域性大学,发展为1946年回迁杭州时的6个学院27个系的全国著名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立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也从70余名增添到201名,学生则从600多名发展到2100多名.切实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其中,竺可桢不以
个人好恶去取代评估人才的客观尺度,而对于优良人才也不是简略?
1944年3月5日清晨,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在重庆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诉此时正滞留重庆的竺可桢.竺甚为吃惊,立刻去找随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接济总署费巩留英的同学高文伯,托他们打听费的下落.竺还和复旦校长联名,正式找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的下落.竺还带头浙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保护人权,主持正义.然而,国民党的间谍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曾上书周恩来,倡议查清本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竺临终,此案仍未查清. 文革之后,刚才查证费已被害.
费巩不救出来,3月29日,费失落24天后,军统反而将陪送费巩至船码头的邵全声拘捕,诬其为凶手,宣判逝世刑,并不得与外界接洽.此时邵全声毕业三年多,笔者反对将茶艺的内涵跟外延无穷扩展,正在重庆教书,已不再是浙大的学生了.但竺可桢痛惜为国度培育的人材横遭摧折,仍义无反顾去多方营救.事过半年,竺终于探听到邵的着落,遂冲破重重妨碍跟危险去探监.后来竺写信给当局,再经一年之久,始得将邵参军统监狱转到法院,随后又争夺到法院否认邵的罪名不能成破,最后又由竺可桢去签名、盖章将邵保释出来.历时两年半,才从虎口救出一命.1980年在浙大举办的费巩义士留念大会上,邵全声谈到此事时,感竺的恩惠,冲动不已,嚎啕大哭.
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余学生举行反内战**示威.17日,浙江省警备副司令竺鸣涛邀请竺可桢吃饭,席间立即开出这大学生7人名单,要求竺予以开革.竺谓"尚需考察",予以应付敷衍.
1947年,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在杭州被捕,被害死于狱中.等到10月29日晚上,为营救于子三而扶病奔走的竺可桢校长赶到监狱时,一个郁郁葱葱的俊秀青年,已变成一具血淋淋的躺在板床上的尸体.国民党特务伪称于是用玻璃片自杀的,要竺可桢签字承认,竺决然毅然拒绝,并在南京对来访的《至公报》、《申报》记者全情倾诉.指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之死是千古奇冤",其最后终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充足与否及保障人权意愿之有无".竺率先冲破消息封闭,击破"于子三自残身亡"的谣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谈话见报后,蒋介石大为盛怒,要竺可桢在报上更正,竺斩钉截铁地答复,"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然表示:"一本从前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慎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在南京的金陵大学见到竺的谈话后就与8日全校罢课响应,随后中央大学也罢课相应,很快罢课风潮波及全国,是为"于子三"运动.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戮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了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入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猜想反政府之行动必层出不穷也." 但爱惜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本分,不论遭受多大的艰苦,这一点始终没有转变过.
11月10日,国民党青年部长陈学屏提到这次罢课浪潮时说,这次学潮根子"仍在浙大自身",因为有竺可桢这样"国内第一流校长",在学潮中"属于第三者之态度"之故.
对于于子三的尸体,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请求即时埋掉,被竺可桢谢绝.11月28日,竺亲身在凤凰山为...